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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定海私塾

 

定海私塾诞生较早,遍及城乡。有声望者如南宋建炎四年(公元1130年)宿儒郭维由河南迁居昌国县,开馆设塾,“从者如云”。南宋嘉泰开禧年间(公元1201年)进士应傃辞官里,在城西竹山设馆讲学,实行勤学者奖,惰学者劝,学子多有所成就。名儒沈铢在家设塾,进士孙枝出其门下。据史志载,元朝初期,昌国州有私塾58 家。明初海禁,废县迁民,众多私塾停办,仅留城内私塾数家。清朝康熙年间重建县治,私塾又兴。不少塾师教学严谨,学子“收益甚丰”,如康熙年间城北的周昌祚,咸丰年间紫微的黄式颖,光绪年间白泉的王昌科、马岙的王亨彦,都是定海的一代名师。光绪三十三年(公元1907年),据私塾改良会统计,时有各类私塾 300余家。

  民国初,兴办学堂,私塾受到限制,不准在小学附近一里半内开设。又对城乡各地塾师进行登记,并分期考试,不合格者淘汰。后又几番取缔,但因海岛学堂不多,私塾总是禁而不止。民国二十一年,定海城乡尚有私塾108家。办得较好的私塾,如城东施家河王家祠堂塾师张必申,授国文、数学,还授英语。塾师陈一贯(光绪举人)在家设塾授课外,还携带课本文具,上门为贫苦学童免费施教,深受群众敬爱。清末举人孙尔瓒开馆设塾,亦名闻遐迩。此外,还有北大街石柱弄方家私塾,桑国弄朱家私塾,塾师学问渊博,教学严谨,深受群众好评。民国二十四年,全县实施义务教育,小学得到较快发展,城内私塾改为代小学或文化补习班,但渔农村私塾依然存在。新中国成立后,私塾终于退出历史舞台。

   定海私塾的设置,大致有下列四种类型。

  门馆:塾师在家或租借寺庙、祠堂、民宅开设学塾,称“门馆”,俗称“小书店”。这种私塾规模大的四五十人,小的仅十多人。学童第一天入塾,按传统习俗,先向孔子神位跪下磕头,后跪拜塾师,并献上“贽敬”,俗称“开笔生钱”。学童称塾师为“先生”,学童家长每月或按节要付束修(学费),俗称“先生钱”。端午节和重阳节,学童家长送粽子、团子、馒头给先生过节。定海各种类型私塾中,门馆为数最多,遍布城镇和渔农村。

  请馆:官绅殷富之家聘请名师宿儒来家设塾,称“请馆”。主人称塾师为“西席”或“西宾”。主人备置卧室或书房,并供膳食,按月或按节奉送束修。双方订有聘约。 主人也可附收几个亲戚子弟入塾。这种私塾只有官绅富户才能开办。因此为数不多。
  族塾:一个家族或一个村庄设立的学塾,称“族塾”或“村塾”。开办这种学塾,常由大族中或村里代表人物发起,筹集经费,聘请塾师,确定塾址。课桌椅子多由学童自备。塾师膳食自理或由学童家轮流供给。如城西的烟墩乡夏氏族塾,由族内德智兼优者为塾师,办学有方,成绩显著。清咸丰二年(公元1852年)夏氏族塾改为狮山义学。

  经馆:饱学之士精通经学,有意为学子传授经义文章而开馆,称“经馆”。清咸丰以来,人杰地灵的紫微乡,曾出过不少研究经书、讲授经书的著名经师,如黄式三、黄式颖、黄以周、黄以恭、黄家岱等,均专意研经,学术上各有成就,并都有著作流传于世。如黄式颖精通经史,中年在家设馆,提倡“学者以治经为急,治经必先训诂”,尽将家藏经学书籍逐一讲授,其弟子应考,多以经学融通而中举。

  综观定海各类私塾,由于学童的家长所处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同,家境各异,因而学童求学目的与家长的希望也各有区别。在“请馆”、“经馆”读书的学童,家境富裕,在变法前,多数为了应考,求取“功名”。这部分学童从启蒙识字后,就攻读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,准备应考。由于应考必须熟读经书,求学时间约十年光景,即所谓“十年寒窗”。在“门馆”、“族塾”读书的学童,多数为了以后从事商业和处理日常的事务打下文化基础。这部分学童求学约三、四年就停学了。家境贫困的学童主要是为了识字,俗称“开开眼”,念念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,描红习字,读一、二年就中途辍学了。

 

 

 

 

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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